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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程的回顾和价值探讨:对价值追寻的探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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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程的回顾和价值探讨

    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程的回顾和价值探讨 大学章程大多是根据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,按照一定的 程序,以条文形式对大学设立及运行的重大事项及大学成员 的行为准则作出基本规定,进而形成的规范性文件。大学章 程对大学而言是大学的基本法,是规范大学内部各种行为的 依据,因而具有组织维系、行为导向、权力配置、关系协调、 利益整合、意愿表达和历史记载的功能。

   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有百余年的历史。当然,若从北京 大学的脉络来看,可回溯到中国汉代的太学①,从那时到 2011年,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但从现代意义的大学上看,从 京师大学堂创建至今才有一百多年。尽管如此,由于中国(海 峡两岸暨香港、澳门)大学的历史背景,其章程却浓缩了古 今中外大学治理的思想和机制,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,反 映了世界大学章程领域不同阶段的历史成就,同时显示出中 国现代大学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的继承、对国外 大学模式的参照以及对大学内部力量的调节等方面的作用 机制。

    一、从《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》到《国立北京大学 组织大纲》 1898年,清政府创立京师大学堂,继而停办国子监, 使京师大学堂“上承太学正统,下立新学祖庭”,成为具有 现代意义的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。为此,自戊戌到癸 卯,清政府相继颁布了三个“京师大学堂章程”,即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《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》(下称“奏拟”)、1902 年张百熙主持编订的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(下称“钦定”) 和1903年张之洞主导重订的《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(下称 “奏定”)。三个章程相互承继,均有总纲(或全学纲领、立 学总义)、功课(科目)、学生入学、学生出身、设官、聘用 教习(或教习管理员)等章节。所不同者,“奏拟”有经费、 暂章,“钦定”有堂规、建置,“奏定”有屋场、图书器具、 通儒院及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等章节。[1]总体上看,京师 大学堂章程是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历来章程的基础上,参酌 日本大学规制而成,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;
    相对于略早的 京师同文馆、天津中西学堂、南洋公学等章程,不失“首善 体制”,具备现代大学章程的基本要素,达到了新的高度。

    由于三个章程都由最高学务当局主持制定,因而具有高等教 育法规的意义。同时,这些章程既是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纲领, 又是全国大学堂的基本规范,在近代中国学制体系中居于引 领地位。

    1912年,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主持制定《大学 令》,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,具有重要的时 代意义。《大学令》虽然面向国内各大学,但北京大学是当 时首屈一指的国立综合大学,《大学令》实际上就成了规范 北大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。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 学校长,1917年《修正大学令》出台,为中国专门化高等教 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1919年,北京大学在《修正大学令》的基础上,开始 修订组织章程。1919年11月5日,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设立 组织委员会,希望章程能够“内察事势之转移,外觇各国大 学现行制度之短长,量为变通,以图尽善”,要求“从事修 改大学内部组织章程,并推定梦麟②为起草员,先后开会讨 论了四次,于12月1日通过试行章程”③。经评议会修正, 在全校试行。1920年5月以后,马叙伦④领衔组织委员会对 章程进行了多次修订,经评议会确认后于10月5日呈报教育 部备案。10月26日,教育部指令,准予备案。[2]《国立北 京大学现行章程》包括学制和组织两个方面的规定。在组织 方面,章程本着教授治校之宗旨,明确北大内部分为四部分 职能:评议会司立法,行政会议司行政,教务会议司学术, 总务处司事务等。《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》不仅是蔡元培 改革北大的成果结晶,而且是民国时期第一部由大学自行起 草,经评议会通过、教育部备案等一系列合法程序后颁行的 国立大学章程。这在中国现代大学章程建设中具有示范意义。

    当时的《申报》评论说:“北大合欧美两洲大学之组织,使 效能与德模克拉西(Democracy)并存,诚为世界大学中之最 新组织。”⑤ 1924年,北洋政府颁行《国立大学校条例》,从条例 编制的内容看,依据中国国情,继续参考日本、德国的经验, 同时开始借鉴美国的经验。因条例规定国立大学实行董事会 制度,与《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》确立的教授治校原则相抵触,遭到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质疑。

    1929年7月,国民政府的《大学组织法》颁行实施, 这部法规主要由蒋梦麟牵头主持制定。包括《大学组织法》 在内的相关法规条例对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。这一时期的立法程序是以德日等国的法律制 度为依据、以成文法为法律的主要形式。在立法内容上,则 主要以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为依据,呈现出立法基础多元化、 立法层次体系化和立法内容稳定性的特点。《大学组织法》 及《大学规程》承袭了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到民初《大学令》、 《大学规程》的框架体系,并充分吸纳了之前大学章程建设 的经验。1930年12月,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,根据《大学组 织法》提出了“校长治校,教授治学,职员治事,学生求学” 的主张。[3]1932年12月,北大颁行《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 纲》,进一步使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校务会议 体制下实现相对平衡,学院制和研究院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 确立。

    1947年4月18日,北京大学教授会通过了新的《国立 北京大学组织大纲》。当时的北大拥有文、理、法、医、工、 农六个学院,抗战胜利后各学院急需恢复发展,组织大纲就 成了推进建设的制度依据。该组织大纲特别规定:“本大学 教授、副教授全体组成教授会,由校长召集,审议校长或校 务会议交议事项。每学期至少开会一次。”[4]这一条款为 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提供了有效机制。在北大颁行组织大纲的第二年,即1948年,国民政府出台《大学法》。北大的组织 大纲为《大学法》的制定提供了参考。

    二、从《高等学校暂行规程》到《北京大学章程》 起草 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1950年8月,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《共同纲领》,教育部颁布《高 等学校暂行规程》。该暂行规程包括总纲、入学、课程、考 试、毕业、教学组织、行政组织、社团、附则等七章32条, 规定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,教研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,在校 长领导下设校务委员会以研究和议决学校重大事项。⑥在 《高等学校暂行规程》的指导下,各大学可以根据学校情况 制定本校章程。

    1950年以后,北京大学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暂行规 程》修订和制定本校的各种管理办法。1952年,国家进行了 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,北大系科结构发生很大变化, 逐步实行二级制的行政领导体制,各种管理办法亟待改进。

    但基本体制仍是校长负责制,重大事项仍由校长领导下的校 务委员会议决。1956年,校务委员会的职权得以扩大,进一 步体现集体领导的作用。在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史编纂委员 会非正式印行的《北京大学六十年》中,编制了北京大学的 组织机构图,显示了当时的校系关系。[5]1958年9月,中共 中央、国务院在《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》中规定高等学校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。由于社会处于不断变动之中,难以将修订北京大学章程提上日程。

    1961年9月,中共中央批准试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(草案)》(简称“高教六十 条”),明确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,努力提高教育质量;

    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;
   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 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;
    改进党的领导,加强思想政治教育;

    学校中党的领导权力集中在学校党委一级,系总支对行政工 作起保障和监督作用。[6]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 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

    197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,开始拨乱反正,1977 年恢复高考。1978年1月26日,北京大学召开了教育工作会 议,讨论新的《北京大学工作条例(暂行草案讨论稿)》。当 时,北大拟设文学院、社会科学院、自然科学院等三院。同 年2月5日,校党委将条例讨论稿上报时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 并转呈邓小平,提请中央批示同意未果。[7]1978年10月4日, 教育部颁行《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(试行草案)》, 将高校领导制度改为党委领导下校长分工负责制,取消校务 委员会,设立学术委员会,要求把高校建设成为教育中心和 学术中心。

    1985年,原国家教委分别委托北京大学和上海高教局 开展《高等教育法》的调研、起草工作。1998年5月,借北 京大学庆祝成立100周年之机,国家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计划(简称“985工程”),北大开始踏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。同年8月29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,明确了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,规定了 大学章程必须明确的事项,并对高校的组织和活动以及教师、 学生、经费来源等都作了相应的法律规定,为高校提供了新 的依法治校、自主办学的法律依据,也为大学章程建设赋予 了实质性的内容。[8] 2006年12月,北京大学第五届教代会暨第十七次工会 代表大会提出动议,启动编制《北京大学章程》。学校领导 很快批复并由党政联席会议决,责成专人负责。此后着手进 行多方面的筹备工作。2007年4月,章程起草的调查研究工 作正式启动。同年10月31日,以党委书记、校长为主任的章 程起草委员会成立,下设章程起草工作组,负责具体的起草 及协调工作。工作组内设秘书组,负责资料和文字工作。2008 年6月,《北京大学章程(草案)》第六稿完成,开始在小范 围内征求意见。2010年底,《北京大学章程(草案)》第十稿 完成。

    2011年提交的《北京大学章程(草案)》第十稿,与1978 年的《北京大学工作条例(暂行草案讨论稿)》时隔33年,与 1947年的《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》时隔64年。1950年的《高 等学校暂行规程》、1961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 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(草案)》、1978年的《全国重点高等 学校暂行工作条例(试行草案)》和1998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》四个法律法规尽管是国家法规,但可以看做国家制定、各高等学校遵循的“共同章程”。半个多世纪以 来,北京大学以上述法规为指导,制定和修订学校内部的管 理规则细则,以一系列法规条例与大学内部管理规则相结合 的方式,代行了大学章程的作用。新的《北京大学章程》的 制定,则是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及对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回应。

    上面的综述,基本上是围绕北京大学章程的制定而展开的历 史回顾。如果从更广泛的视角加以探讨,则会得到更多的启 示。

    三、从宋代的中国书院规程到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 中国大学章程 有权威学者认为,北京大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汉代的太 学。但就国立高等学府的章程而言,在京师大学堂之前,可 考的规范当属国子监监规。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 央官学。明代朱元璋在吸取宋代学规制度的基础上,连续四 次颁布《国子监监规》:洪武十五年定国子监仪注、官制和 监历,又定日常管理制度,十六年定学规和学程,二十年定 监生守则和违纪处罚条例等。[9]这四个监规既相对独立, 又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,从而规范了明代官学的教育管 理体制。清代国子监的典章制度,较之明代结构更加严谨, 采取了以官统事、以事隶官的体例和以典为纲、以则例为用 的原则,具体规定国子监的机关执掌、职官设置、处理事务 的程序方法,正文之下又附有相关的细则,作为正文的补充, 使体系化与程序化得以较好地结合。监规内容主要包括国子监(内分祭祀礼仪、建筑规制、学生类别、教育制度)、绳愆 厅(师生管理)、博士厅(教学程序)、典薄厅(钤印、学籍、 礼器管理)、典籍厅(图书管理)、六堂(分班管理)、八旗(附 设八旗官学)、档子房(公文)、钱粮处(奖助制度)、笔帖式(翻 译)、算学(附设算学)。[10]这个国子监的典制被收入1899 年修竣的《大清会典》,是古代官学章程的集大成之作。

    民间的高等教育机构章程则有各书院的学规,其中比 较成熟的是宋代朱熹所订的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,它明确了 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准则,是书院章程的最初形态。明清 以降,书院的学规往往由地方官员制定。《白鹿洞书院禁约》 即由明万历年间江西提学邵锐订立,具体规定了书院管理中 最富有特色的藏书制度和学田制度,体现了书院官学化的趋 势。清康熙年间的江西提学道高璜制定了《白鹿洞书院经久 规模议》,包括洞规、禁约、职事、洞中日用事宜、议注、 合用器具、祭器、书籍、每年支给常例、经费、洞租征收等 十余项。道光年间,桐乡书院择山长、祀乡贤、课经、藏书 等主张,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。《桐乡书院章程》不仅强调 了章程“定大制,揭大纲”的作用,而且反映了“章程之议, 肇始于乡诸生董事诸君”的制定程序。[11] 清末还创办了一批洋务学堂,其中最早的京师同文馆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章程。《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》是有关 学生管理和学习的规章制度,主要涉及学生监管、作息、考 勤、考试、奖惩、功课等方面的规定。天津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均是由盛宣怀创立并督办的新型高等学堂。中西学堂以 美国学制为蓝本,设头等学堂及二等学堂;
    南洋公学则首立 四院,分层设学。[12]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的章程更像是一 份筹备办法和建设规划,尚未达到规制宏远、条理详密的层 次。洋务—戊戌时期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轫阶段,学堂 章程因陋就简,格式单一,内容单薄,风格各异,其意义主 要在于“创制”而非“规范”。京师大学堂创办后,将京师 同文馆并入,随后国子监停办。

    民国时期是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相对活跃的一个阶段。

    辛亥革命前,已有日本、德国等先进国家的大学规制及大学 治理方式引进,国立大学及一些民间大学有所改革。辛亥革 命后,日本及西方大学的教授会、评议会、各种委员会等建 制纳入中国大学及其章程,对大学和专门学校的自律、自治 和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    1920年《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》出台后,各校相继 制定章程。同年的《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大纲》就是 第一部以“组织大纲”命名的高校章程。该大纲包括名称、 宗旨、学制、行政组织、会议、附属学校和附则,对校内组 织进行了合理的分类,体例有所创新。[13]1921年7月13日, 教育部核准《国立东南大学大纲》,规定了校长领导下的三 会制,即设立教授会、行政委员会和评议会,并申明“设校 董会其章程另订之”。[14]这是中国公立大学史上的第一个 校董会。1923年3月26日,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登载了蒋梦麟参与起草的《杭州大学章程》,全文十七章共93条,这在当 时是篇幅较长、内容较为完善的一部大学章程,尽管由于政 局混乱、经费缺乏等原因,杭州大学筹建未果,但这部章程 却凝结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成功的治校经验。1926 年4月颁布的《清华学校组织大纲》被认为是当时实施教授 治校比较好的一个章程,规定了评议会和教授会两个重要的 权力机构,以评议会权力为最高,教授会是全校性的教授组 织,教授代表对于校务决策有重大影响力。[15]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,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对大学章程 的管理。1928年8月16日,国民政府大学院核准了《国立武 汉大学组织大纲》,全文五章18条,包括总则、院系、教授 及职员、机关、负责等,简明扼要。1929年6月12日《国立 清华大学规程》颁行实施。1930年1月18日,由东南大学、 第四中山大学演变而来的中央大学向教育部呈送《国立中央 大学组织规程》,这是一部遵照《大学组织法》制定的有典 型性的大学章程,该校“规模较大,事类繁多”,规程“切 实厘定即明专责任,取分工合作主义,以实现整个完全的大 学精神为标的”。[16]1948年,国民政府颁行《大学法》, 除个别条款有所改动外,主体内容与《大学组织法》相差不 多。因时局动荡,大学亦处于不定之中,章程也无从根据新 法修订了。

    从宋代的中国书院规程到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中国 大学章程,时间跨度约九百余年。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个分水岭。其前的几百年可以看做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章程 时期;
    其后则是中国现代高等学校的章程时期,这一时期, 无论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或教会学校,受西方大学的影响 较多,其理念、规制和章程都有显著的变化。尽管如此,从 宋代的中国书院规程到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中国大学章程 的变化说明:第一,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其章程建设源远流 长,现代中国大学的章程中仍有传统的精髓,尤其在规制方 面,更见文化的传承;
    第二,学规章程始终都是中国高等教 育机构有序发展的前提条件,建学校先立章程已成规矩;
    第 三,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借鉴了先进国家大学的经验,从而 以我为主、博采众长,加快了世界水准、中国特色的发展。

    四、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大学立法和章程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 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,内容之一是讨论北京师范大学的改 革方案。1950年5月19日,教育部正式颁布了《北京师范大 学暂行规程》,这是建国初期以部令形式颁发的为数不多的 高校章程之一。这个规程规定了北师大的办学宗旨、教学原 则、学生、教学组织、行政组织等问题,明确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,树立科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,强调学习马列主义、毛 泽东思想,明确教学研究组为教学基层组织,要求制订教学 计划和教学大纲。行政方面实行校长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 度。到1953年,该规程又经历了三次修订,但仅形成草案, 未再经教育部颁布。⑦这一时期,教育部颁行的相当于大学章程的文件还有《金陵大学行政组织大纲》(1950年11月)和 《南京大学暂行组织规程》(1951年10月)。因《高等学校暂 行规程》的规定已经比较具体,各学校的章程有所增减,但 基本内容大同小异。此后至1998年,再没有正式的大学章程 出现。

    2006年,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先后在吉林大学和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召开章程建设研讨会。同年4月8日,《上海交通 大学章程》(试行)公布实施。该章程有八章60条,5200余字, 是高校章程中比较简练的一部。章程确立了党委领导、校长 行政、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制度,具体规定了党委会、校 长、学术委员会、学位委员会、教学委员会、教师与专业技 术职务聘任委员会、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责。章程还将 社会服务与外部关系作为专章处理。⑨ 2007年,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发布了《关于报送高等学 校章程材料的通知》。同年10月26日,《中国政法大学章程》 出台,把“依法治校”作为办学理念的核心,致力于在国家 法律规定的框架内,按照法律赋予的办学自主权,最大限度 地实现自主管理的法治化;
    力求通过构建并不断完善“党委 领导、校长负责、教授治学、职员治事、民主管理、依法治 校”的内部治理结构,实现校内公共管理权力的制约与平 衡;
    并在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,体现依法治校与人文关怀的 统一,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。章程“经校教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”。[19]2010年5月1日,中国政法大学又发布了章程的“修正案”,对学校的英文名称、办学目标、 国际化和教授会等条款加以修改,重新公布章程。⑩其间, 《兰州大学章程》(草案)、《华东师范大学章程》(试行)、 《合肥工业大学章程》和《东华大学章程》(审议稿)也先后 出台。不同类型的章程体现了各类高校的特色。截至2007年, 计有563所高校(包括23所直属高校)向教育部报送了章程或 草案。

    2010年7月,中央颁布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》。规划纲要明确要求“加强章程建设”,着重指 出“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,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”, “学校要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、体现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 和制度,依法办学,从严治校,认真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 责”,“制定、完善学校章程,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、 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”。[20]纲要强调现代大学 制度的建设关键在于落实章程建设。2011年1月以来,教育 部政策法规司就即将出台的《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》 已经向相关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数次征求意见。该暂行办法 的修改稿对大学章程的法定事项又作了明确规定,规定内容 包括:学校名称、校址(须载明学校的登记名称、简称、英 文译名等,学校办学地点、住所地等);
    办学宗旨(须载明学 校的机构性质、发展定位,培养目标、办学理念等);
    办学 规模(须载明经审批机关核定的办学层次、规模,制定招生 方案及比例的原则等);
    学科门类的设置(须载明学校的主要学科门类,以及设置和调整学科门类的原则与程序等);
    教 育形式(须载明学校实施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、学历教育和 非学历教育、远程教育、中外合作办学等不同教育形式的性 质、目的、要求、修业年限等);
    内部管理体制(须载明学校 的领导体制、法定代表人,组织结构、决策机制,内设机构 的组成、职责、管理体制及监督机制等);
    经费来源、财产 和财务制度(须载明学校经费的来源渠道、资产属性、使用 原则和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体制,接受捐赠的规则与办法 等);
    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、义务(须载明学校的举办者, 举办者对学校进行管理或考核的方式、标准等,学校负责人 的产生与任命机制,举办者的投入与保障义务等);
    章程修 改程序(须载明章程修改的启动、审议程序,以及章程解释 权的归属等)。其他必须由章程规定的事项(例如,学校的分 立、合并及终止事由,校徽、校歌等学校标志物、学校与相 关社会组织关系等学校认为必要的事项,以及本办法规定的 需要在章程中规定的重大事项等)。

    五、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等地区大学的章程及大学治 理 在台湾地区,1948年版的《大学法》经过13次修正, 至今仍为台湾地区大学组织规程的法律依据。现行的《台湾 大学组织规程》就是伴随上述法令的不断更新、经过近20次 修订的结果。1994年,在校园民主和教授治校的潮流下,台 湾地区高等教育逐步仿照美、德、法等国模式,推动公立大学法人化进程,当局开始对大学松绑,从由政府教育主管部 门决定一切教育事务逐步转向大学自主。具体表现为校长遴 选程序化、财务管理自主化、校务会议法制化、大学自我管 制和多元评鉴制度化。近年来,台湾地区的大学章程版本更 新频繁,结构性和实质性变化较为明显。台湾地区高等教育 更多地吸收国外大学治理经验,“大学法”修订幅度大,突 破了民国时期大学法的框架。

    在2011年1月26日修正的“大学法”中,教育主管部 门取得了公立大学合并的主导权。大学章程不再有统一格式, 呈现多元化的特色。如《台湾大学组织规程》包括总则、组 织(内分校长、学术单位、行政单位、附设机构等、职员五 节)、会议(内分校务会议、其他会议两节)、教职员工申诉、 学生之权利与义务、校园安全和附则,共八章64条。《台湾 “清华大学”组织规程》包括总则,组织及会议,各级主管 之资格、产生及去职程序,教师、研究人员及职员之分级及 聘用,学生自治与校务参与,附则,共六章61条。《台湾政 治大学组织规程》包括总则、组织、教师、行政人员、会议、 学生、附则,共七章49条。《台湾交通大学组织规程》包括 总则、组织与执掌、会议与委员会、各级主管、教师与职员、 学生事务、附则,共七章56条。(11) 总体上看,台湾地区大学组织规程有一些共性和特点。

    一是校长实行任期制,新任校长由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产生, 校长新任、续任、去职和代理程序以及各级主管之资格、产生及去职程序,都有明确规定。二是校务会议议决校务重大 事项,各校设立的委员会和校务会议下设的委员会、专案小 组则不尽相同。三是大学分设学院、学系(科)、研究所,并 设跨系、所、院之学位课程;
    《台湾大学组织规程》还特别 规定了大学院校合并、大学系统或跨校研究中心成立的办法。

    四是行政单位数目控制在13个以内,主要包括教务处、学生 事务处、总务处、研究发展处、国际事务处、财务管理处、 图书馆、秘书处、会计室、人事室等。五是教师聘任一般分 为初聘、续聘及长期聘任,教师、研究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 的聘任、晋升等办法由教师评审委员会拟定,教育主管部门 实施控编;
    教职员工的申诉评议组织及运作办法较为健全。

    六是大学保障并辅导学生成立自治组织,学生代表参与校务 会议等决策机制。七是《台湾大学组织规程》高度重视校园 安全,规定设置驻卫警察,军、警未经校长委请或同意,不 得进入校园。八是各校组织规程须经校务会议通过,报请教 育主管部门核定后实施,修正时亦同。

    校务会议是台湾地区大学实现共同治理、议决重大事 项的核心机构,校务会议由校长等当然成员和教师、研究人 员、助教、职员、工友和学生代表组成。教师代表约占校务 会议代表总额的1/2,学生代表约占校务会议代表总额的 1/10。台湾大学和台湾“清华大学”的校务会议审议事项基 本相同:一是校务发展计划及预算;
    二是组织规程及各种重 要章则;
    三是学术单位之设立、变更、合并与停办;
    四是教务、学生事务、总务、研究及其他校内重要事项;
    五是有关 教学评鉴办法之研议;
    六是校务会议所设委员会或项目专案 决议事项;
    七是会议提案及校长提议事项。台湾地区大学在 组织规程中均载明学校设立的行政单位和各种机构,由于副 校长仅有1~2名,学校在三长制的基础上,发展出教务长、 学务长、总务长、研发长、国际事务长、财务长、图书馆长、 主任秘书和科室、中心主任等行政主管体系,并辅之以相应 的会议机制。

    香港地区的大学章程包括条例(ordinance)、规程 (statute)两部分。其中条例是总纲,规程是从更细的层面 上规定学校的各项事务。香港地区的大学继承了英国大学的 传统,由政府制定大学条例,并将其纳入香港的法律体系之 中,大学董事会根据条例制定更为详细的内部规程。《香港 基本法》第36条规定:“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原有教育制度的 基础上,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,包括教育 体制和管理、教学语言、经费分配、考试制度、学位制度和 承认学历等政策。”(12)因此,香港地区大学的条例制度仍 然保持着较强的延续性,反映了英国大学治理的传统和特色。

    香港地区大学条例的制定主体是特区政府,均由香港 立法局通过立法会制定。大学条例的法律地位高,不仅是大 学内部管理制度,在本质上还是香港正式的法律。每一个大 学条例对应着一个法例号,如香港大学条例、香港中文大学 条例和香港科技大学条例分别对应香港法例第1053、1109、1141章。大学条例用语规范、便于操作,除香港中文大学外, 其他大学条例均以英文为母本。

    香港大学于1911年3月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成立。

    1997年的《香港大学条例》代替了《1911年大学条例》。《香 港大学条例》共有16条(sections),从整体上规定了香港大 学的法团地位与合约形式,校董会、校务委员会和教务委员 会的章程、权力及职责,学院及研究所的设置,主管人员和 教师及其聘任、权力、职责及薪酬,以及主考、学位授予等 重大方面的内容。条例的第13条是规程,由31条具体细则构 成,从更具体的层面规定了学位种类与颁授典礼,大学成员 构成及其主要职责,校董会、校务委员会、教务委员会、学 院院务委员会与纪律委员会的权力,名誉学位委员会、毕业 生议会的组织,一般程序和财务程序,学系与学术单位的设 立,考试的规定等。(13)规程是对条例的具体细分或补充, 它的作用相当于内地大学的规章制度,但比规章制度更加系 统。

   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,但条例于1988年制定, 于1995年修订。现在看到的《香港科技大学条例》修订于1997 年,相关条文于2009年核准。《香港科技大学条例》主要内 容是大学内部设置的组织与结构,共24条,分为8部:导言, 香港科技大学,监督及顾问委员会,校董会,校长、首席副 校长、副校长和其他人员,教务委员会、学院及评议会,财 政报表及报告,一般规定等。对校董会和教务委员会的规定都很细致很明确,也很有可操作性。条例第23条规定了校董 会订立规程的权力。(15)由此可见,香港地区各大学的条例 颇为相近,但各校规程则风格不一。

    澳门回归后,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《基本法》制定了 《澳门大学法律制度》,规定了大学的标的、性质及宗旨、 总址及分校、机关、监督实体、章程及内部规章、自主权、 法律制度、财政收入、税务豁免、人员制度等。2006年澳门 特别行政区核准《澳门大学章程》及相关文件。2006年的《澳 门大学章程》有中文和葡文两个版本,就学术、纪律、行政、 财政及财产等方面作出规范。该章程包括一般规定,组织, 学术单位、学术辅助部门及行政部门,人员,财政及财产的 管理,最后规定等,共六章56条。在“一般规定”里明确了 大学的原则、使命及宗旨,享有学术自主权、纪律自主权和 行政、财政及财务自主权。“组织”部分又分七节:一般规 定、校监、大学议庭、校董会、校长、教务委员会和财务管 理委员会。“校董会”部分又分六节:定义、组成、职权及 运作,常设委员会,荣誉学位及荣誉名衔委员会,监察委员 会,临时委员会和校董会主席办公室。(16)《澳门大学章程》 体系完备,结构严谨,层次分明,其机构设置与香港地区的 大学比较接近,但章程的系统性比较明显,又与台湾地区的 大学章程相似。

    中国内地最近六十余年先后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(1950-1956年)、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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