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站首页 | 工作范文 | 党团工作 | 总结汇报 | 求职职场 | 计划方案 | 诗词鉴赏 | 国学经典 | 散文合集 | 励志范文 | 名人名言 |
互助文档网
  • 读书名言
  • 电影名言
  • 韩文名言
  • 日文名言
  • 诚信名言
  • 友谊名言
  • 名言警句
  • 爱情名言
  • 经典名言
  • 名言名句
  • 英语名言
  • 爱国名言
  • 您的位置:互助文档网 > 名人名言 > 日文名言 > 【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发展与中... 正文 2019-11-24 10:10:03

    【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发展与中等教育发展的关联分析】中等教育

    相关热词搜索:

    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发展与中等教育发展的关联分析

    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发展与中等教育发展的关联分析 1902年,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学制——“壬寅学制”颁 布。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完备的学制,它构建了一 个由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再至高等教育的三段七级学校教 育制度。其中,高等教育段分三级:大学院、大学专门分科、 大学预备科,大学预(备)科被明确列入学制,而至1922年 “新学制”将大学预科撤出学制系统,制度规定的“大学预 科”只存在了短短20年,此间,“大学预科”经历了由初生、 发展、变革到消亡的全过程。作为一个下联上继的教育层级, 近代大学预科的发展道路一直与中等教育保持着密切关系。

    一 制度化的大学预科,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后才出 现的。1902年1月10日,清政府谕令张百熙为管学大臣,负 责主持京师大学堂复校之事。张百熙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、 构思,于2月13日上《奏办京师大学堂疏》,详细阐述了其 关于复办京师大学堂的构想。他指出西国学制多按照由蒙学 —小学堂—中学堂—高等学堂—大学堂的进阶顺序,以中国 实际情况而言,小学堂即县学堂,中学堂即府学堂,高等学 堂即省学堂。虽然清政府谕令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已逾几年, 但至20世纪初年确实开办的学堂“尚无几处”。京师大学堂 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学府,在复校之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“无应入肄业之学生”。考虑到开办中小学堂,再培养出合 格毕业生尚需多年,而京师大学堂又复校在即,张百熙遂提出一条权宜之计:“惟有暂且不设专门,先立一高等学校, 功课略仿日本之意,以此项学校造就学生,为大学之预备 科。”①由张百熙的奏疏可见:第一,大学预(备)科的设 立是为了解决京师大学堂生源问题而采用的通融办法;
    第二, 大学预(备)科的设置源自对日本学制的模仿。归根到底, 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,就是中学无法为大 学提供合格的、充足的生源,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未能形成 有效衔接。

    伴随着近代三级学校制度的形成与发展,中等教育与 高等教育的沟通问题日益受到关注。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自 18世纪始,就重视普及初等教育,建立中等教育,逐步发展 高等教育,致力于形成前后接续、循序递升的三级学校制度。

    中国直至19世纪中叶,才被迫打开国门,中国传统教育在中 西文化的撞击下缓慢地由传统走向现代,其中,学习西方, 建立三级学校制度是近代中国教育迈向现代的重要一步。在 “中体西用”思想的指导下,洋务派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发 展专门学校,包括语言学堂、军事技术学堂、实业学堂等, “此期设学之宗旨,专注重实用。盖其动机源于对外,故外 国语及海陆军得此期教育之主要,无学制系统之足言。”② 这一时期的学校制度尚无前后接续的体系可言,可称其为 “一段制”。1895年,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创设天津中西 学堂,据该学堂章程所载,学堂分设头等、二等学堂,二等 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,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,均四年毕业。规定二等学堂“招收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学生,按其 年岁,考其读过《四书》,并通一二经,文理通顺者,酌量 收录。”③从其招生要求看,二等学堂并不是外国所谓小学 堂,而相当于外国所谓中学堂,成文的二级学制形成。发展 至三级学制,经历的时间较短,1896年6月12日,刑部左侍 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,主张分设府州县学、省学、京师 大学,各以三年为期。总理衙门奉上谕议奏,赞同推广学校 以励人才,要求各省通行遵办。1897年,盛宣怀创办南洋公 学于上海,此学分为师范、外、中、上四院,外院即日本师 范学校附属小学院,中院即二等学堂,上院即头等学堂,各 以四年为期,成文的三级学制遂以确定。1898年7月,光绪 帝上谕:“开办京师大学堂,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 升……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,一律改为兼习中学 西学之学校,至于学校等级,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, 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,州县之书院为小学。”④由小学至中 学再至高等学的三级学校制度基本明确。

    19世纪末,相互衔接的“三级学制”已见于治令,但 从全国情况看,各级学校尚处于蹒跚学步的初级发展阶段, 未及考虑各级学校教育的有效沟通。1902年8月15日,《钦 定学堂章程》颁布,确立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前后接续的三 阶段学校系统,其中,“中学堂之设,使诸生于高等小学卒 业后而加深其程度,增设其科目,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, 为高等专门之始基。……修业四年。”⑤大学堂分三段,为大学院、大学专门分科、大学预备科。设于省会的大学预备 科则称高等学堂,“高等学堂之设,使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 入大学分科者,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,再行送入大学肄 业。”⑥“壬寅学制”,因本身的不足,再加上清廷内部的 权力竞逐,未能付诸实行,一年后,“癸卯学制”正式颁行, 此学制基本延续了前者对中学堂、高等学堂、大学堂的设置, 在具体规定上更为完备、严谨,“设普通中学堂,令高等小 学毕业者入焉,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,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 于各项实业、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,以 实业日多,国立增多,即不习专门者亦不至暗陋偏谬为成效。

    ……学习年数以五年为限。”⑦“设高等学堂,令普通中学 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;
    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,以各学皆 有专长为成效。三年毕业。”⑧“设大学堂,令高等学堂毕 业者入焉;
    并于此学堂内设通儒院(外国名大学院,即设在 大学堂内)令大学堂毕业者入焉。……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 堂,为教授各科学理法,俾将来可施诸实用之所。”⑨清末 学制明确了制度化的三级学制体系,确立了大学预(备)科 为下联中学堂、上继大学堂的桥梁,全国各级教育遂以此为 据,发展起来。

    1909年,全国中学堂数增至460所,中学生数40468名。

    不同省份发展差异较大,发展相对较好的省份有四川、湖南、 直隶、浙江、广东、江西、安徽等,中学堂数均超过20所, 其中,四川省为最,共设立中学堂51所,学生数5828名,偏远及内陆省份如黑龙江、吉林、贵州、新疆等发展迟缓,如 黑龙江、新疆两省,全省只设立一所中学堂,学生数不过百 人。⑩同一时期,全国大学预科(时称高等学堂)亦开始起 步,至1909年,全国18个省设立了24所高等学堂,学生数4127 名,其中京师、江苏、陕西、河南四省不只设立了一所。(11) 学制颁行后,全国范围内中学堂、高等学堂数量均有增长, 然而,“学堂名目,虽有等级之可分,学生程度,几无高下 之可别。”(12) 首先,“已有渐入专门之意”的高等学堂在课程设置 上与中学堂并无明显差异。现将《奏定高等学堂章程》、《奏 定中学堂章程》课目列表如下:
    通过对比高等学堂与中学堂的科目表,我们可以发现, 二者科目设置基本相同,作为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,并没有 突出“预”的科目设置,即大学专业教育,而是更侧重于中 学普通基础科目的学习,在对应不同大学科别的科目选择上 略有调整。

    其次,高等学堂实际办学程度并未达到高等教育的水 准。前文提到,高等学堂的开设原为一时权宜之计,可因当 时教育实在不敷其用,为此,高等学堂内仍有变通考选之法, 如因中学堂数有限,合格中学毕业生更是少之又少,只得招 考未经中学堂毕业之学生;
    因生源不合格,已为大学预科的 高等学堂只得再设预科,当时不少高等学堂设立正斋、备斋或正班、备班等,就是在高等学堂内再分设预科、正科。此 一做法虽可暂缓高等学堂生源不足、教育程度不合格的困境, 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若放任此法,“下级学堂永无毕业之 人,越级躐升高等课程更多迁就之初,英敏子弟无由深造, 普通教育无由振兴,贻误后生,妨碍学务。”(13)不仅不利 于中学堂、高等学堂的各自发展,而且促使各级学校形成前 后接续、逐级递升的联系的动力也不复存在。1907年,学部 在对直隶高等学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:“其教科程度太浅, 且授课迟缓,大约一年可授毕之课,往往有延至备期而未已。

    ……推原成绩不佳之故,一由于教员未尽合程度,一缘学生 无普通学之素养,而管理员又履经易人,致有此现象。”(14) 并据此建议将四年本科学生改为预科毕业生,自第二年再入 本科,并重定教科目,加深程度。此种情况并非一例,1908 年5月9日,新疆巡抚联魁上奏,称新疆省城高等学堂教科程 度低,人数亦少,“类于中学堂,应即改为中学堂。”(15)1908 年8月16日,学部奏议四川高等学堂学生奖励案,认为其甲、 乙两班毕业学生“悉与中学毕业程度相符”。(16)为救此弊, 学部于1908年奏准《各项学堂招考限制章程》,杜绝先前变 通招考之例,规定“高等学堂、大学预科,应考选中学堂毕 业学生及与中学堂程度相等之学堂毕业学生升入肄业。自戊 申年六月为始,不准招考未经各中等学堂毕业之学生,并不 得于高等学堂再设预科及正斋、备斋、正班、备班各项名目。” (17)直至1910年9月5日,学部仍致电各省提学司,要求“高等学堂必中学毕业方准考入……各省必应遵守,遇有京外高 等各学堂招生时,不准令中学堂未经毕业学生变通投考,致 多妨碍。”(18)⑩由此可见,民国之前,高等学堂一直存在 着办学程度不高、未能与中学堂形成层级递升关系的问题。

    二 民国初立,清末学制被提上改革日程。在发布临时 学校令以维持学务之后,教育界展开了对民初学制的讨论。

    最初争论的是以何国学制为蓝本,教育部中留学英、美、法、 德、俄、日者都有,在译出各国学制条文后,发现除日本学 制外,多与我国实情不相容,为此,仍选定日本学制为借鉴 基础。接着是确立学校系统。教育部召开临时委员会讨论学 校系统,经三稿得以成型:第一稿提出三种学制案,一为四 级制,由初等小学(四年)升入高等小学(四年)升入中学 (五年)升入大学(六年,含预科三年);
    二为五级制,由 初等小学(四年)升入高等小学(四年)升入中学(四年) 升入高等学校(三年)升入大学(三年);
    三为三级制,由 小学(五年)升入中学(七年)升入大学(六年,含预科三 年)。第二稿的四级制综合了前一稿的内容,由初等小学(四 年)升入高等小学(四年)升入中学(四年)升入大学(五 年,含预科二年)。第三稿在前者的基础上调整了修业年限, 由初等小学(四年)升入高等小学(三年)升入中学(四年) 升入大学(六年,含预科三年)。对大学预科的讨论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:第一,大学预科是否设立,设于何处。清末设立的高等学堂仿自日本,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后弊端 日显,其一在于“名”,实为大学预科却名高等学堂,使一 些并无入大学志愿者贸然入学,致其毕业不入大学,实不符 高等学堂的办学初衷;
    其二在于“实”,各省均设立高等学 堂,但程度差异较大,毕业后同入大学,学力参差不齐,不 利于大学教育实施。此外,受不同省份财力所限,分设于各 地的高等学堂不能完全开设大学应备之预科科目,致使学生 志有余而科目不足。有鉴于此,废止分设各省高等学堂的声 音渐喧于学界。但是,当时全国中学程度实在不甚理想,无 法与大学前后相贯,因此,大学预科仍需设立,并将高等学 堂之名废除,正名大学预科且附设于大学。第二,大学预科 修业年限。第二稿建议将三年改为二年,认为加之中学四年, 已足为大学准备。第三稿讨论仍定为三年,认为中等以上教 育,立足专精,志在大成,不妨稍稍放宽修业年限,而以“稍 求智识”为目标的普通教育,修业年限可适当缩短。尤其是 侧重外国语教学的大学预科,在中等教育尚未普及之际,二 年要求修毕一、二国文字,且与大学专门课程相衔接,则必 困苦难成。为此,高等小学缩减修业期一年,大学预科增多 一年,更为合宜。会议讨论确定之学校系统与此后二年陆续 颁布之各种学校令,综合形成一系统,称为“壬子癸丑学制”。

    此学制规定取消各省设立之高等学堂,改称大学预科并附设 于大学,不得独立,修业年限为三年,并规定预科分三部:
    第一部为志愿入文科、法科、商科者设立,第二部为志愿入理科、工科、农科并医科之药学门者设立,第三部为志愿入 医科之医学门者设立。

    与清末学制相比,“壬子癸丑学制”在大学预科课程 设置上摒弃了人伦道德、经学大义等传统经学教育内容,以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内容为重,其中外国语、国文、 数学为三部通习课程。此外,针对不同科别具体学门,课程 略有调整、添加。总体而言,此阶段的预科课程仍以普通基 础课程为主,大学专注的专业教育则较少涉及,大学预备教 育性质不及中学补习性质突出。

    “壬子癸丑学制”的颁行并没有终止教育界对大学预 科的诸多质疑,关于大学预科的存废及年限问题的争论很快 揭开了第二轮序幕。周春岳和蔡元培是进入这场辩论的第一 组选手。1917年,周春岳发表《大学改制之商榷》,申明废 止预科的观点。首先,批评了学制系统改革限于局部的做法。

    他认为大学教育以中学教育为根柢,而四年的中学教育太过 薄弱,当局明知其弊却不思修正全体学校系统,改良中学, 反而以大学设预科为补救之法实为缘木求鱼。其次,对大学 而言,“别设预科,多一番设备,即增一重负担。……以一 大学专注心力于大学专门教育,犹虞不及,今复委以预备学 科,以分其力,不亦大违分功之原则乎?而此外经费之增加, 与夫学生多数收容之种种实际上困难问题,犹其次也。”(19) 为此,他提出废止大学预科、加长中学年限的主张,“中学年限至少应当六年。俾普通学科,根柢深厚,可以进受大学 教育。……大学尽可不设预科,而竭全力以从事于高等专门 学术之发达。”(20)中学年限的延长又可采取二种途径:第 一,现有四年制中学维持不变,此外设一六年制中学,前者 实施普通中学教育,后者则提高程度与大学连接;
    第二,维 持四年制中学,增设两年补习科,以便有志于入大学的学生 学习。蔡元培随即撰写《读周春岳君“大学改制之商榷”》, 首先就周春岳关于欧洲各国无大学预科、中学年限长的言论 加以说明,指出欧洲各国中学含高等普通学与高等专门教育 的预备两种作用,故年限较长,我国及日本制,中学偏重高 等普通学,故年限较短,且须于大学特设预科,二者各有所 长。其次,他认为针对时下中学教育的状况,于大学内附设 预科是必要的,原因在于:第一,一国内中学数量多于大学, 入中学学习者不一定都入大学,将大学预科课程编入中学, 对于不入大学的中学生是不必要的;
    第二,我国各地中学教 育程度差异较大,即使编入大学预科课程,毕业后也不能保 证直入大学,这样一来反不如设一预科更为合适;
    第三,比 较大学附设预科和中学延长年限所需经费,于大学附设预科 更为可行。(21)蔡虽申明了大学附设预科的必要,但基于其 对北大预科的改革,他认为三年的修业期限过长。北京大学 预科于蔡元培就任时分为两部,一部同时为文、法、商三科 预备,一部同时为理、工、医三科预备,学生不得不同时为 三科的专业课做准备,而各科重要的课程学习反受障碍;
    同时,北大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,已呈独 立状态,教学偏重英语、体育,其他学科比较落后,进入本 科后弊病突显,此外,为了与本科竞争,特取本科第一年课 程在预科第三年教授,造成课程衔接上的交错,使得学生进 入本科后失去对于学问的兴趣。有鉴于此,蔡元培对预科进 行了改革,具体做法是预科由三年减为二年,且分别隶属于 各科,不再设预科学长,直接受本科学长管理,主要课程均 由本科教员兼任。(22)蔡元培对北大预科的改革得到了广泛 的认可,胡适就曾说过“蔡校长改预科为两年,是极好的办 法,其中只有教授得人得法,两年尽够了。”(23)1917年9 月教育部公布《修正大学令》,规定大学预科附设于大学, 修业年限由三年调整为二年,可见对蔡元培改革北大预科的 肯定。

    三 《修正大学令》的颁布看似是关于大学预科论争的尘 埃落定,但伴随着全国教育联合会掀起的改革学制运动对大 学预科存在价值及其与中等、高等教育衔接问题的深入探讨, 废止大学预科的呼声又甚嚣尘上。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 六次会议将革新学制作为提案方针之一,至第七次大会开幕 前,共收到各省区关于学制改革提案11件,现将其中关于大 学预科提案列表如下:
    由上表可见,只有黑龙江、奉天、云南三省提案建议设立大学预科,广东省则明确提出不设预科,其余省份虽未 提及大学预科的设立与否,但从所有提案均建议延长中学年 限至六年来看,将大学预备教育的责任转付中学,进而废止 大学预科已是大势所趋了。粤省的提案更是在分析了德、英、 美、法、日五国学制优缺点基础上得出了“提高中学程度, 不设大学预科”等各国教育大趋势,虽仍有如陈独秀者主张 大学附设预科而非中学,但改革整体学制,废止大学预科已 势在必行了。

    取消大学预科,将升学预备功能交由高级中学负责, 反映了社会、文化、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及影响。第一, 清末高等学堂改为民初预科附设大学给地方文化教育带来 了消极影响。陶行知认为,预科附设于大学“使各省忽然失 掉一个文化中心,未免可惜”。(27)胡适更是将此称为“民 国开国的一件大不幸的事。因为(1)各省设立大学的一点小 基础,从此都扫去了;
    (2)各省从此没有一个最高学府了, 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学术上的事业了;
    (3)大学 太少了,预科又必须附在大学,故各省中学毕业生,为求一 个大学预科的教育,必须走几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机 会,岂不是太不近情理吗?……两年的预科教育,值得这么 大的牺牲吗?”(28)伴随着中等教育的发展,中学校数及中 学生数的增多,将大学预备教育的职能交付各地高级中学无 疑对地方教育发展更有助益。第二,新学制的制订已不再囿 于日本学制,而是广泛参考了当时欧美各国学制,其中提高中学程度,不设大学预科已是各国教育的大趋势。第三,经 过了清末以来近二十年的发展,各地办学意识和办学条件已 获得明显改善,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具备了发展高级中学的能 力。

    虽然“新学制”废止了大学预科,但其“名亡实存” 的状况仍持续了多年。此一现象的出现,一方面是因为大学 的“强势”,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学的“积弱”。“新学制” 颁行后,许多大学并未响应学制要求废止预科,而是改换门 庭,将预科改办称附属中学,在当时中学特别是高级中学尚 不普及的情况下,各大学附中在办学历史、办学质量上优势 明显,吸引了不少优质生源。有的大学则以缺乏旧制高中毕 业生为由,同时开设预科、高中部,毕业后均可入大学学习。

    同时,设于各地的高级中学开办之初困难重重,陈兼善在《新 学制高级中学的两个难题》一文中指出,新学制把中学分作 两截,前半截授以切近于日常应用的学科,后半截授以研究 专门学问的基础学科,把高级中学看做大学预科,致使高中 功课太深;
    同时中学新制与大学旧制之间的脱节使得高中升 学较为困难,这些都易使新学制在实施之初产生混乱。(29) “新学制”规定废止的大学预科在实践中存在了很长时间, 而中学教育完全施行“新学制”的进程也因此受阻。此外, 中学本身虽侧重升学,但事实上不能升学者反居多。统计数 据显示,若以小学人数与专科以上学校(44000人)比较, 学生能由初小以至大学者207人中仅有一人,为此一人而使小学成为中学之预备学校,中学成为大学之预备学校,未免 失当。(30)不能升学的多数学生,毕业后反因无职业上预备 而至失业,或学非所用,与个人生计、社会事业均有损失。

    1930年3月7日,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大学,“自本年度起, 一律不得再招预科生。原有预科,办至在校预科学生修业期 满为止。如事实上确有困难,暂准另办附属高级中学。”(31) 同年6月3日,教育部重申废止大学预科前令。此后各大学逐 步撤销预科,大学预科遂真正退出学制系统。1931年,国联 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,在其报告书《中国教育之改进》中就 大学预科与中学的现况发表评论:“近来,各大学对于中等 学校四年毕业之学生,若考入大学,当令其人预科二年,而 预科之课程,大半与高级中学相同。此种办法,殊不利于优 良高级中学之发展。”(32)由此可见,至30年代,高级中学、 大学预科、大学三者之间仍存在彼此衔接方面的缺陷。

    中日战争爆发后,大学预科曾以一种特殊的形式—— 大学先修班短暂出现过。抗战期间,中小学教育受到极大破 坏,为适应抗战期间的特殊要求,补救未及参加统考或参加 统考而未被录取的学生,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9年9月颁发 了《大学先修班办法要点》。《要点》规定了大学先修班的 设置,除由教育部特设立三所(即设在四川江津白沙的大学 先修班、设在安徽屯溪的苏浙皖区大学先修班、设在江西兴 国的赣县大学先修班)外,还指定国立兰田师范学院、西北 大学、西北师范学院、交通大学、暨南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云南大学、广西大学等校开设先修班,予以大学 预备训练。开办之初,由教育部1939年度国立各学院统一招 生录取,然后分发到指定的先修班。还规定,先修班每班至 少50人,如分发不足额时,得由学校呈请教育部核准后,招 收未能升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生(不收同等 学力学生),经入学试验及格后,入班肄业。修业期限一年, 课程有必修和选修两类。必修课目为公民(每周一小时), 体育军训(每周二小时),国文、英文、数学(各每周六至 八时);
    选修课目为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化学、物理。学满 一年,不发证书,但体格健全、学业成绩最优的50%,可免 试分发各公、私立大学一年级肄业。(33)此后战区不断扩大, 退至后方的学生日众,对于未考入专科以上的学生,均予以 登记,先发至先修班肄业。

    先修班是国民党政府在战时采取的一种教育应变措 施,一方面是为了那些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的知识青年,使 部分可资造就的人才有升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。另一方面 也为了防止沦陷区知识青年奔赴抗日革命根据地,走上革命 道路,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育部特设的三所大学先修班都设 在通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要地。

    四 整体而言,近代大学预科的归属问题一直影响着其发 展。清末大学预科仿自日本高等学校,但二者有着较大差异。

    1886年,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颁布一系列教育法令,总称“学校令”,其中《中学校令》规定中学承担双重任务,一是实 施实业教育,一是为升人高等学校实施预备教育。据此,中 学校分为寻常中学校和高等中学校两级,前者每府县设一所, 修业年限为五年,后者则分设于全国七个学区,修业期限为 二年。森有礼设计了一条从寻常中学经高级中学最后到帝国 大学的升学道路,形成一个培养“英才”的学校系统,其最 终目的是为了将帝国大学建成与西方列国大学并驾齐驱的 高等学府。清末大学预科虽直接照搬了日本高等学校的名称、 部别、课程,但与日将高等学校归于中等教育段不同,清末 大学预科被纳入高等教育段,以现在的眼光看,似乎明确了 大学预科作为一个教育层级,既是中等教育的延伸,又是进 入大学正科前的准备的特殊性,但在发展过程中大学预科与 中学的界限却一直混沌不明,在制度上撤销大学预科后,仍 有人将清末高等学堂、民初大学预科、高级中学视为同一级 学校。高级中学承担了大学预科的职能后,也承继了大学预 科的高要求,致使高级中学教学内容偏多、偏难、偏深,程 度偏高,究其原因,大学预科的定位与归属问题是一重要因 素。

    此外,近代大学预科的发展过程存在着制度改变与实 践推进的明显脱节。1902年的《钦定大学堂章程》就已规定 先设预备科,但京师大学堂至1907年才实现了第一次预科招 生。进入民国后,因学界对大学预科讨论的热烈与反复,制 度确立与实践发展间的落差更是突出。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。第一,西方学制与中国教育实际状况的不适切。民国 后,借鉴欧美学制成为学界选择,源自中世纪的欧美大学预 科经过几百年的发展,早已与学制中的其他层级融合沟通了, 或更改名称,或更改形式,于学制中不显,因欧美学制中无 大学预科而主张取消者不在少数,但也有不少学者基于中国 教育发展的实情认识到大学预科在中国设立的必要性与重 要性。第二,高等教育发展的迅速与中等教育发展的相对滞 后。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,建设实施专业教育的大学成为 趋势,为了使大学集中精力于专业教育与研究上,兼具中学 补习与大学准备的预科自然面临着脱离大学的局面,而承担 预备教育的重责自然落在了中等教育肩上。近代中等教育起 步较晚,发展过程中又历经政局动荡、战争频仍,先天不足 加之后天发展受阻,中等教育的规模与程度有限,对完全、 合格地担起大学预备教育的职责力不从心。

    注释:
    ①朱有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二辑上册)》, 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7年,第832页。

    ②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(上册)》,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7年,第227页。

    ③朱有 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一辑下册)》,上海: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7年,第497页。

    ④舒新城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(上册)》,北 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61年,第82页。⑤朱有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二辑上册)》, 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7年,第374页。

    ⑥朱有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二辑上册)》, 第559页。

    ⑦朱有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二辑上册)》, 第382-383页。

    ⑧朱有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二辑上册)》, 第570页。

    ⑨朱有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二辑上册)》, 第374页。

    ⑩陈翊林: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》,上海:太平 洋书店,1930年,第 112-114页。

    (11)中华民国教育部编:《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》, 上海:开明书局,1934年,第12-13页。

    (12)朱有瓛主编: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(第二辑上册)》, 第581页。

    (13)潘懋元,刘海峰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·高等教育》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7年,第322页。

    (14)潘懋元、刘海峰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·高等教育》,第102页。

    (15)潘懋元、刘海峰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·高等教育》,第103页。

    (16)潘懋元、刘海峰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高等教育》,第104页。

    (17)潘懋元、刘海峰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·高等教育》,第323页。

    (18)李桂林、戚名琇、钱曼倩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 资料汇编·普通教育》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7年, 第298页。

    (19)(20)周春岳:《大学改制之商榷》,《太平洋》 1917年第9期。

    (21)蔡元培:《读周春岳君“大学改制之商榷”》, 《太平洋》1917年第10期。

    (22)蔡元培:《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》,《新青年》 1917年第6期。

    • 范文大全
    • 教案
    • 优秀作文
    • 教师范文
    • 综合阅读
    • 读后感
    • 说说
    【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发展与中等教育发展的关联分析】中等教育》由(互助文档网)整理提供,版权归原作者、原出处所有。
    Copyright © 2019 互助文档网 All Rights Reserved.